第74章(4 / 8)

魏密等，他们都希望以自己的主张来治国，更要命的是，这些人中不乏身居九卿高位者，这就使得争论难以避免也影响到了国家层面的决策，往往像提高商税与否这样一道决策，就能分成好几派争论不休，其中又以熊康为首的一帮儒学官员最能辩，大有来一个辩倒一个，来两个辩倒一双之势。

    这等场面说起来，全因刘远而起。

    就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冷眼旁观，甚至被朝臣们认为束手无策的刘远终于有了动作，他直接下令另辟文学馆，点名将先前一些明里暗里为自己说话，站在皇帝一边的学子放了进去，又将想要建立一门集百家之长的新学说的意愿传达给他们，并对学子们提出自己的要求：这门新学说，要博采百家之长，而且要于国有利，不能泛泛空谈，最好是在著书立说之余，还能总结出简单明了的治国之策，以供本朝历代皇帝参考，成为万世不易的典范。

    这等要求虽然苛刻，却恰好搔中了读书人的痒处，他们或许不好荣华富贵，可有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字流传青史，纵然不能与上古圣贤并列，但若能被后人提起时，景仰地尊称一声先哲，也不枉来到世上活这么一趟了。

    是以文学馆的工作热情特别高涨，而且与争鸣殿不同，这些人起码还有共同的目标，所以纵然争论激烈，最后他们采集撰写出来的条策，若是能够经由丞相与皇帝亲自过目并首肯，就能编入书中。

    这个被后世称为国策之争的事件，对国朝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由文学馆编撰出来的《国论》，事后宋谐奉刘远之命，将《国论》所述种种，引申总结为几句话：以仁德治民，以明典镇恶，礼遇士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则天下同乐。

    这条寥寥几句话的治国之策，不仅由此成为大乾以后几乎所有朝代的统治者所引用的治国典范，而且因为它所包含的儒道法等各家思想，使得儒家并未像刘桢所熟知的历史那样，得到统治性的地位，更未被捧上神坛，而道家法家等其它各派学说也并未被打压，百家学说，珍贵典籍得以流传，而非消匿在历史长河之中，这也成为后世点评高祖皇帝刘远时所津津乐道的一大功绩。

    作为皇帝，刘远的本意当然只是为了维护统治，巩固权威而已，但历史的发展往往都会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之喜。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如今刘远不复先前被动的局面，一言九鼎的天子之威逐渐展露。

    纵然这个国家是他亲手建立起来的，但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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