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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年,葡萄牙特许到东方的船长苏萨通过与广东地方官员的接洽商谈,终于得到他们允许,葡萄牙与中国开始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朝贡贸易关系的新型贸易关系。这种中葡之间寻求确立的新型国家关系与传统朝贡关系明显不同,可以看作是明朝自身对于自己一贯奉行的朝贡外交模式的局部修正。此一修正虽然力度不大,范围也极狭窄,但它却是中国由古代外交模式向近代外交模式进行艰难转折的开始,此后之明清王朝虽然仍旧坚守朝贡外交模式,但在处理中欧国家关系时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这种模式。
张燮称这种模式“马非马,驴非驴”,可见其与传统外交模式的另类与区别。不可否认,明人佛郎机观尚有诸多不足与模糊之处。其不足主要表现为认识还比较肤浅,尚停留在以感性认识为主的认识阶段。
明人只是认识了佛郎机的一些表象或外在的某些方面,关于佛郎机内在的一些方面,如葡萄牙的社会政治制度,以葡萄牙为代表的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崛起,新航路开辟后由葡萄牙对外殖民所昭示的世界历史大势等等都还没有形成认识。
模糊之处主要表现为对佛郎机名称还存在混淆,如混满刺加为佛郎机,混干丝腊为佛郎机,甚至混吕宋为佛郎机,导致明人佛郎机认识中掺杂有满剌加认识、干丝腊认识甚至是吕宋认识,给后人的判断分析带来一定难度。
明人佛郎机观上述缺陷之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明人没有亲临其境,进行零距离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关于佛郎机的第一手资料,只能以东来欧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为媒介间接认识佛郎机,得到的认识就片面肤浅,难以深入。
其次,明人没有掌握佛郎机语言文字,不能自主获得有关佛郎机的文字信息,使自己在对葡认识方面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上述两个方面导致明人无法获得足够多的佛郎机信息。信息量不足是明人佛郎机观难以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再次,就主观态度而言,明人对佛郎机轻视有余,重视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将其视为仰慕天朝声教、贪图朝贡厚利的海外小邦,与朝贡体制下的撮尔藩属等量齐观,缺乏对其进行深入认识的主观动力,从而限制着认识的实质性深入。
明人佛郎机观的上述缺陷表明,明人在域外认识方面尚未摆脱传统观念的某些束缚,尚不能有效应对新航路开辟后全球化起步阶段来自欧洲的巨大挑战,导致观念与行动的落伍。此一趋势因清朝统治而全面强化,这当是中国在十六至十八世纪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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