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二十章 濯清涟(5 / 6)

阶级斗争的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来了一定的伤害。

    因而，新时期以后，伴随着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党和国家也适度地从具体的文艺批评领域退了出来，逐步将具体的文艺批评让渡给大学教授、相关部门的管理、研究人员，使其逐渐专门化、职业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所谓“新潮”评论家，一方面通过“重写文学史”等方法，重估“革命文艺”，逐渐将其边缘化乃至污名化；一方面通过褒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及其代表作家，树立了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审美领导权的更替，而他们也在这一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在评论界的声望与权威。

    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潮”评论家还是很有精英意识和专业精神的，这使他们的评论不仅“新潮”，而且也有一定的“水准”。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进程深入，随着消费主义流行，这种精英意识和专业精神也逐渐云散，这种专门化、职业化的批评范式也逐渐失效，文学批评门槛越来越低，标准越来越随意，逐渐市场化、世俗化乃至市侩化，大致到199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就已风光不再。

    由于一些“新潮”评论家是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审美领导权取代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的，因而，他们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不仅不能保持客观，而且还相当偏执。

    比如，在“重写文学史”时，他们对革命文艺几乎全盘否定，而对与他们“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则不遗余力地予以褒扬、肯定。比如，在谈到“红色经典”时，有“新潮”评论家一口咬定“这个概念不科学”，因为，“只有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称为‘经典’。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如果要找经典作品，只能是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而所谓当代文学史发展到现在也才五十多年。

    ‘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本身对‘经典’这个词是一种嘲讽和解构”。在这里，时间长度是经典与否的唯一标准，然而当谈到他们的“同时代”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或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时，这个时间标准就失效了，他们就不假思索地将贾平凹的《秦腔》与沈从文的《长河》比肩，将余华的《兄弟》与拉伯雷的《巨人传》并排，直言“《兄弟》是当代的一部奇书，对余华来说，似乎也是意想不到的从天而降的创作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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